在历史上，许多东西方旅行家、探险家、学者在他们的著作里写到蒙古包。鲁不鲁乞，法国人，1252年受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派遣，出使蒙古帝国，写出《东游记》。《东游记》载：“他们把这些帐幕做得如此之大，以至有时可达三十英尺宽。因为我有一次量一辆车在地上留下的两道轮迹之间的宽度，为二十英尺。我曾经数过，有一辆车用二十二匹牛拉一座帐篷……”据宋朝彭大雅、徐霆所著《黑鞑事略》记载：“穹庐有二样：燕京之制，用柳木为骨，正如南方罘思，可以卷舒，面前开门，上如伞骨，顶开一窍，谓之天窗，皆以毡为衣，马上可载。草地之制，以柳木组定成硬圈，径用毡挞定，不可卷舒，车上载行。”宋末元初辽人赵良嗣诗曰：“朔风吹雪下鸡山，烛暗穹庐夜色寒。”穹庐就是蒙古包。明朝肖大亨的《北虏风俗》、清代张穆的《蒙古游牧记》，还有十三世纪中叶约翰·普兰诺·嘉宾尼、威廉·鲁布鲁克等人的旅行记以及《马可·波罗游记》等，这些著作中都对蒙古包有浮光掠影般的描述。如在《马可·波罗游记》里说蒙古包是木杆和毛毡制作的圆状房屋。可以折叠，迁移时叠成一捆拉在四轮车上，搭盖时总是把门朝南等。

进入近代，国际上对蒙古包的研究比较活跃。中国人类学家吴文藻先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到锡林郭勒盟考察蒙古包并发表考察报告《蒙古包》，他在报告中写道：“蒙古包是蒙古族人物质文化中最显著的特征。可以说，明白了蒙古包的一切，便是明白了一般蒙古族人的现实生活。”这句话精辟地指出了蒙古包在游牧人生活中占有的重要地位。当代的学者，如内蒙古的嘎林达尔，蒙古国的麦达尔、达力苏荣、沙日布道尔吉等均出版了研究蒙古包的专著，其中麦达尔、达力苏荣合著的《蒙古包》一书结合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建筑学等多学科知识，对蒙古包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学者郭雨桥撰写的《细说蒙古包》，为中国最详备的蒙古包专著。